当前，经济全球化正面临新挑战。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倾向加剧，经济全球化出现逆流；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新动力正在孕育：服务贸易增长快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持续提高，成为世界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新技术革命和信息革命大大降低了经济全球化成本；一批区域和跨区域基础设施改善计划正在实施，成为推动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基础。
也就是说，短期内经济全球化正面临很大挑战，但长期看经济全球化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关键在于，要以开放、包容、共享、均衡为导向，推动经济全球化新旧模式、理念、动能的转换，使全球化在更好惠及各个国家、民族的过程中获得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当前，经济全球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的暗潮汹涌；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应对经济转型的重重挑战，尤其在全球化步入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中国将做出哪些选择、提出怎样的解决方案。这是海内外非常关心的话题。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带领的研究团队对此进行了多角度研究，形成了2017年首份研究报告《二次开放——全球化十字路口的中国选择》。现设“全球化新路径”专栏，约请其研究团队将这份报告做进一步升华，介绍给读者参考。
一、2016年是经济全球化逆流涌动、“黑天鹅”事件频出的一年。2017年，全球经济和金融环境仍充满不确定性。总的来看，经济全球化已走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1、经济全球化逆流加大全球不确定性
(1)经济全球化逆流形成。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次年(2009年)，中改院研究团队在《危机挑战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出版)一书中提出，要防止危机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数据显示，2012年以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明显增加，从313个增加到2015年的736个，4年间增加1倍多。2016年前4个月出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达到150个，超过了同期50至100个的规模。就美国来看，2008-2016年，美国对其他国家采取了600多项贸易保护措施，仅2015年就采取了90项，平均每4天推出1项。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提出要退出多哈回合谈判，甚至威胁退出WTO。此举一旦启动，有可能对经济全球化带来严重冲击。
(2)经济全球化逆流掣肘全球经济复苏。贸易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较快的经济增长通常伴随更快的贸易增长。WTO报告指出，过去较长时间内，全球商品贸易增长率通常为GDP增长率的1.5倍左右，20世纪90年代这一比例高达2倍以上，但如今已下降到1:1,2015年全球贸易增长速度和世界经济基本持平。
考虑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WTO发布的《贸易数据和展望》将2016年全球商品贸易量增长预期大幅下调至1.7%，这是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增速的最低值。相应的，WTO将2016年全球GDP增长预期调至2.2%。未来几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不仅会抑制全球贸易增长，也将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3)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孕育更多“黑天鹅”。作为欧盟的重要成员国，英国脱欧重创了欧盟一体化进程，打破了人们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只会前进不会倒退的预期。英国脱欧的冲击，在未来几年内会逐步扩散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在全球经济下滑的趋势下，如果主要贸易大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自由贸易就有可能陷入“囚徒困境”。
2、经济全球化旧模式面临的突出矛盾
(1)贫富差距、中产阶层萎缩的突出矛盾。 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为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提供了温床。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数据显示，8%的人获得了全球50%的收入，其中最富有的1%的人占据了15%的收入。1988~2008年，全球最富有的1%的群体收入增长了60%，而最贫穷的5%的群体，收入毫无变化。如此，贫富差距和收入不平等将反过来加剧全球需求萎缩，为经济全球化埋下隐患。
中产阶层缩水加剧两极分化，反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趋势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据皮尤研究中心报告，从2000年到2014年，美国90%大城市的中产阶层规模正在缩减，美国家庭收入下降了8%，中产阶层占比从2000年的55%下降至2014年的51%。
(2)包容性不足的突出矛盾。突出表现在仍有不少国家和群体被排除在经济全球化之外。1990-2014年，低收入国家人均GDP仅增长369美元，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许多低收入国家还未能进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1990-2014年，高收入国家人均GDP增长了21610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增长了近4000美元，中低收入国家人均GDP增长3500美元左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仍然很大。
(3)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话语权不足的突出矛盾。全球需求扩大和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来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但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和话语权与其贡献和作用不相匹配。比如，IMF在改革后，发达国家的整体份额和投票权分别为57.7%和52.8%，其中美国分别为17.4%和16.5%，掌握着对重大事项的否决权。在世界银行的治理结构中，美国的投票权达15.85%，同样位列榜首。
(4)“重市场开放、轻发展合作”的突出矛盾。无论是WTO多哈回合谈判的停滞，还是TPP等区域贸易协定的搁浅，都体现了全球化缺少共识，其背后反映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内部、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利益分歧。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规则制定，更强调高水平的市场开放，但发展中国家更需要渐进开放和发展合作。
3、经济全球化新动力正孕育形成
(1)服务贸易正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引擎。服务贸易增速快于货物贸易。过去5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速降至全球GDP增速以下，但服务贸易增速仍高于全球GDP增速。2009-2015年，全球服务贸易年均名义增速约为5.1%，高于同期货物贸易年均增速0.3个百分点。分年限看，2012-2015年，全球服务贸易出口增速连续4年高于全球货物贸易出口增速。
服务贸易占比持续提高。2015年，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为23%左右。若按附加值计算，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已达到50%左右。2011-2015年，服务贸易规模由8.7万亿美元增加到9.6万亿美元，提高了10%，是2008年金融危机前规模的1.4倍；2015年，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23%，比2011年提高了3.3个百分点。
服务贸易仍有巨大潜力。全球经济活动中，服务型经济占2/3，但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只有1/5。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潜力还远未释放。2006-2015年，新兴经济体服务贸易总额由1.3万亿美元增加至3.2万亿美元，增加了近2.5倍；新兴经济体服务贸易占全球服务贸易的比重由25.1%提升至33.7%，提高了8.6个百分点。随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服务化，服务贸易将在全球贸易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
(2)新一轮科技革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新动力。科技革命和信息革命带来国际贸易尤其是国际服务贸易交易成本的大幅下降，促进了贸易便利化。全球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关键时期，信息技术的新突破、跨境电子商务等新贸易方式的发展，将形成全球贸易投资增长新的推动力。由于新技术的不断出现，国际分工从原先的产业间分工发展成不同产品之间和相同产品内不同工序、价值链条不同环节之间的多层次分工。
(3)新兴经济体成为促进全球贸易投资增长的生力军。2015年，新兴经济体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由32.6%提高至41.4%，而G7贸易占比则由42.4%下降至35.0%；2005-2015年，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由1277亿美元增加至4006亿美元，年均增长12.1%，是同期全球及G7年均增速的两倍以上。新兴11国(E11指20国集团中的11个新兴经济体，包括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南非和土耳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从2011年的26.8%上升到2015年的30.3%，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52.9%，远高于G7国家的22.9%和欧盟国家的12.2%。未来5至10年，新兴经济体将在新一轮全球化和全球可持续增长中将扮演更为重要角色。
二、面对旧动能衰退、新动能成长的变局，主动把握经济全球化大趋势，关键在推动经济全球化模式、制度、理念的转变。也就是说，新阶段推进全球化，不是全盘照搬以往全球化，而应走一条更加开放、包容、共享、均衡的新路子。
1、经济全球化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
(1)促进产业发展。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这一过程中发生的贸易投资、产业转移、技术扩散推动了参与国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有研究表明，从贸易看，货物和服务进出口规模占GDP的比重依然保持的上升趋势。1960-2014年间，年均增长达到6.33%；从资金流动来看，自1970年以来对外直接投资(FDI)的上升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1970-2015年FDI流入规模年均增长12.9%；从科技合作看，2014年技术合作捐助规模比1960年增长超过82倍，年均增长8.5%；从人口流动来看，2015年人口流动规模高达2.4亿人，与1960年相比增长超过3倍。
(2)释放需求潜力。2000-2015年，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占世界的比重由17.1%上升至43.4%，同期发展中国家人均GDP由1490美元增加至5056美元，增加了2.4倍。随着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结构升级，全球需求潜力将进一步释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互补性转化成贸易投资的空间也将进一步扩大。
(3)推动增长与就业。以美国为例，2015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为1533.8万人，比2003年下降了156.4万人，但服务业领域的就业增加了1232.3万人。短期看，国际竞争有可能引起结构性失业，但贸易保护阻碍了产业结构调整，更不利于中长期的就业增长和就业结构调整。研究表明，如果将2008年之后所有的保护措施移除，全球经济规模将新增4230亿美元，带来新增就业岗位近900万个。
(4)促进技术创新。经济全球化深化了全球范围内的分工和专业化，形成了技术创新的推动力。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互联网、物联网为核心的科技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初露端倪。这将在促进各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冲破国界限制，形成全球红利，进一步增强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2、关键在转变经济全球化模式
(1)走向包容共享的贸易投资制度安排。从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目标出发，以构建包容性的贸易投资制度为重点，构建包容性全球化的制度保障，以包容联动发展应对全球化困境。需要把“共商、共建、共享”贯彻到全球化和区域化制度安排中，使更多的国家、地区和群体能够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并公平分享红利。
(2)走向灵活多样、标准适度的市场开放。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基础是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但市场开放不是一步到位，市场开放的标准也不能“一刀切”。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竞争的能力不同，应对市场风险和外部冲击的能力和承受力不同。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更需要低标准、开放式、普惠性的自由贸易制度安排，而不是高标准、排他式的自由贸易制度安排。需要给予经济全球化不同参与者合理、必要的政策空间，使各国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参与灵活多样、标准适度的自由贸易协定。
(3)走向更深、更广的“发展合作”。在推进包容的市场开放的同时，经济全球化需要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创新合作、能力建设、中小企业等方面的发展合作作为重要的内容和制度安排，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伙伴关系。比如，通过签署交通便利化协议等功能性的安排，促进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降低发展中国家参与自由贸易进程的门槛和成本。
3、树立开放、包容、共享、均衡的新全球化观
(1)坚定开放理念。以市场开放应对全球化逆潮，坚定支持市场双向开放，打破制约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壁垒、区域壁垒，促进全球更大范围的开放。在市场开放中改善发展环境，不仅包括基础设施等硬条件，还包括市场机制、法治化营商环境等软环境，以提升全球化合作水平与便利化程度。在市场双向开放中“做大蛋糕”，充分照顾所有国家的实际情况，推进多种区域合作机制的共存和协同发展。
(2)坚持包容和联动发展。包容性全球化就是包容不同市场、不同体制、不同国度、不同群体，推动全球化分工体系面向全球开放，让更多国家和企业参与到全球分工体系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考虑差别与适度性，通过包容和联动发展将更多欠发达国家及低收入人群纳入经济全球化。
(3)形成普惠共享的价值追求。以普惠共享理念“分好蛋糕”，在追求效率的同时，树立公平发展和共享发展的全球化理念。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要坚持以全人类的整体利益为中心，努力使所有国家平等参与和公平享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益处，不因文化、宗教、制度、政策、实力、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受到排斥。
(4)形成均衡的全球化发展新格局。形成均衡的全球化要素流动新格局，进一步提高劳动力、技术、服务的流动性，为均衡的利益分享奠定基础；形成均衡的全球化利益格局，缩小南北发展差距，以释放全球化新动力；形成均衡的全球化治理格局，实现世界各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权利与义务均衡。
三、全球经济复苏增长缓慢，有周期性的原因，更根本的在结构性矛盾。简单把本国的增长放缓和就业问题归咎于他国，采取贸易保护的措施，无法从根本上破解增长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以全球结构性改革化解全球结构性失衡，是提振全球需求、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根本出路。
1、结构性失衡主要源于结构性改革滞后
(1)全球经济再平衡面临结构性矛盾。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全球化的分工分别由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构成：美国、欧盟诸国属于典型的消费国；多数新兴经济体是典型的生产国或者资源国。如中国为典型的生产国，俄罗斯、中东石油国、巴西、委内瑞拉等为典型的资源国。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作为消费国的美国和欧盟诸国，消费增速下降，导致原有的再平衡模式被打破。欧美经济作为消费国板块复苏缓慢，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与复苏。
(2)结构性改革滞后导致结构性矛盾不断积累。作为国际金融危机发源地的欧美发达国家，自身存在比较严重的结构性矛盾。这些矛盾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集中暴露，但至今仍未解决。作为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分工中过度依赖于某些产品和资源的出口，这种模式在危机中受到重挫，但其转变并不乐观。
(3)全球经济再平衡有赖于推进结构性改革。简单把本国的增长和就业问题归咎于他国，并采取贸易保护的措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全球经济再平衡问题。只有各国主动通过结构性改革解决自身的问题，全球经济才能实现新的再平衡。
2、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务实行动
(1)将G20杭州峰会结构性改革共识转化为务实行动。我国提出了自身的结构性改革行动方案，并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落实G20峰会成果接轨，努力在推动包容联动式发展上发挥表率作用。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抓手，着力构建互利合作网络、新型合作模式、多元合作平台，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就发展战略、发展优势、发展区位加快对接，不仅有利于自身的结构性改革，而且有望为合作伙伴的结构性改革创造良好的条件。
(2)发达国家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例如，美国作为全球科技创新的领头羊，以贸易保护主义的办法与新兴经济体在低端制造业上“抢饭碗”并不明智。美国多年来累积的一个突出的结构性问题是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美国的务实选择是推进结构性改革，包括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改革劳动力市场、释放创新优势。
(3)新兴经济体需要加快建立适应经济转型趋势的政策体制。近几年，不少新兴经济体经济复苏增长缓慢，突出的矛盾在于长期累积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新兴经济体长期依靠传统资源能源、传统制造业发展不可持续。当务之急，是加快实施有利于人力资本培育、有利于激励创新的政策体制，在经济转型中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3、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
(1)核心是扩大新兴经济体的参与。第一，当前的贸易保护主义集中在发达经济体，推动自由贸易新进程，无论是共识的形成，还是行动实践，都需要新兴经济体的广泛参与。第二，无论是全球治理传统机制的改变，还是新机制的形成，核心是提升新兴经济体的制度性话语权。第三，在全球治理失序的特定背景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一带一路”、金砖国家银行、亚投行等，都在构建更加开放、包容、共享、均衡的全球治理新格局上扮演重要角色。
(2)创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的新机制。近年来，我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通过构建新的多边机制积极参与全球及区域经济治理。例如，金砖国家银行、亚投行，都是以增量改革倒逼存量改革的探索。未来几年，新兴经济体应继续在创新全球性、区域性治理新机制上扮演积极角色，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3)强化G20的作用。适应新兴经济体发展壮大的趋势，需要把G20进一步打造具有决策力、执行力、协调力的长期性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推进“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新兴治理机构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现有治理机制协同合作，加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治理结构改革，不断提高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投票权等，提升全球经济治理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