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来宾，早上好！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参加《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股改史》的新书发布会，感谢蒋社长刚才对这部书出版的重要意义以及写作过程做的综述，他的观点我完全赞成。感谢姜董事长，他在这部书上下了很大功夫。这部书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他们对这部书所作出的贡献和努力，十分值得赞赏。同时我也认为，这样一部巨著未来在历史上也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感谢在这部书的整个写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我也借这个机会，讲几点自己的体会。
中国大型商业银行的整个改革过程，我参与了很多工作。其实，中国大型商业银行改革实际上是很多前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国家转轨的一个共性问题，早期大家面临的问题都是十分相近的，但最后走出了不同的路。这是因为没有一部教科书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你必须自己摸索。我国大型商业银行改革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经过大胆探索，最后走出的自己的一条路。这也是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个步骤，它不是一劳永逸的，还需要做很多的后续工作，才能够把改革转轨、市场化转轨进行到底。在很多情况下，早期市场转轨的共性经验是中国在认真研究了前苏联、东欧等计划经济实体转轨中所面临的问题和经验教训后总结出来的。
我想在这里再强调一点，在这些经济体改革早期出现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财政相当薄弱。财政薄弱的原因很清楚，过去计划经济情况下的财政体制在改革后就不适应了。同时计划经济遗留下来很多扭曲的问题，比如经济结构问题。像前苏联、东欧原有的生产能力，原有的能够给财政贡献的这些能力，很多都已经不再存在。很多企业面临关门破产、工人下岗的问题。税收体系过去由于采用高度集中的做法，企业一般不太严格区分什么是税，什么是利，有利润都上交。另外，社会保障、医疗体系等在转轨早期都会出现重大的欠账问题，在这样一种状况下，银行体系面临着重大压力，这个压力一方面体现为，在财政较弱的情况下，会出现很多向中央银行或向银行体系透支的行为；另一方面体现为，银行很难再拿出额外的钱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因此必须想办法，另谋出路。这也就是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的引子。
我们回顾几个例子。在亚洲金融危机阶段，俄罗斯的改革已经进行了七八年时间，也就是所谓的经济重建时期，到1998年秋天的时候俄罗斯出现了国债违约。国债的偿付率只有40%，老百姓遭受巨大损失。银行体系在转轨早期，不敢给企业贷款，因而大量购买国债，最后国债还违约了，表明当时的财政状况很困难。受损失最大的群体就是老年人，养老金在旧有的现收现付体系下很难继续维持，加上通货膨胀和币制改革，使养老金基本上难以支付。
前苏联、东欧国家不同程度上都尝试过大规模私有化，但在当时经济没能从计划经济转轨中恢复的时期，能够筹集的资金不多，同时大规模私有化的公平性也存在很大问题。理论上设想比较容易实现公平的就是所谓票证私有化，人人都有份，像发粮票似的，但实际上很快就发生了许多不公平的情况。这种大规模的私有化对中国来讲不是一个可以借鉴的好经验。
最后我们看到，几乎所有东欧国家都没有能力支持银行体系的改革，银行体系又有那么多历史包袱，最终多数国家选择的办法都是将原有的商业银行体系90%以上都卖给西欧国家。因此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国家很多都没有自己完整的银行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其他金融机构，包括非银行金融机构、保险业和证券市场的发展也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后来有一些国家在所有制结构上也做了一些努力和调整。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这样的风潮下，他们这么选择也有其历史背景和一定的必然性。中国非常关注和注意研究在整个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现象，这对我们自己的选择有很大的启发。
对于当时中国银行体系所存在的问题，我们用了“三三制”进行描述，即银行不良资产里面，1/3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1/3是早期转轨时带来的，1/3是银行体系自身经营不善导致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工商银行也发过所谓“包饺子贷款”和“封闭式贷款”；有些企业，可能当时并不赚钱，但只要其中一条流水线赚钱也可以贷款，但这些贷款很可能就会出问题。中国当时面临的问题和那些转轨国家类似。计划经济期间，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都大量地转化为银行的负担，当时银行可以去找财政部门商量（从理论上这种问题属于财政问题），但是如果财政很薄弱的话，也不可能大量地为这些损失作出承担。
另外，回顾中国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在财政薄弱的情况下，难免会有各种财政性支出转嫁给商业银行，转嫁给中央银行。这些做法也伴随着改革早期各种法律法规都不健全，比如当时没有《中国人民银行法》，也没有《商业银行法》，会计制度也没有进行改革，对于什么是成本什么是利润等概念都是混淆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还有企业所得税，税率是55%，而对银行还要加一笔调节税。后来把企业所得税从55%先降到33%，再降到25%，财政资金不够用怎么办？先保企业，把银行营业税从5%调到8%，实在没地方挤了，就从银行挤一部分。由于会计体系利润核算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银行“虚假”向财政上交的利润也有好几千亿元。同时，银行也没有建立起自己内部的风险控制体系，以及所谓的公司治理机制，各种制衡不存在。当时的情况是，不管是中央银行还是商业银行都需要花大力气来研究大量案件。这些做法确实使得银行财务问题比较大，同时也很难区分哪些应该是财政政策，哪些应该是货币政策。
那时候还有一种观念，以后在其他改革方面也能体会到，即所谓零和博弈的思维。对于实体经济和银行体系来说，如果银行体系“油水”多了，一定是挤了实体经济的；实体经济如果想富，就得让银行少赚一点钱，这样实体经济就能搞好。这种思想实际上隐隐约约还是存在了很长时间。后来这种观念逐渐转变，人们认识到，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像是人肌体里的不同器官，都是人体的组成部分，实际是一体性的。所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提到，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小平同志也讲金融是国民经济的核心，表明金融在整个肌体中是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在改革早期，零和类的思维还是占了相当大的地位，由于财政确实难以解决经济转轨中的很多问题，一遇到财务问题，就总想从银行体系挤一点出来补财政。
我们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开始去吸收前苏联、东欧经验的。我们改革开放起步也比较早，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我们在总结自身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利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重要选择。这在本书中也提到了。当时，财政难以在经济转轨过程中解决这种沉重负担，也难以提供新的资本，银行印票子也不是一个好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主要考虑利用国家资产负债表，第一次尝试是1996年底1997年初，借用当时利率下调和准备金下调的时机，那时候对此并没有完全形成共识。当时国家资产负债表这个概念也不太流行，社科院下了很大功夫研究国家资产负债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分析框架和思路在2003年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认可。虽然当时可能不那么好理解，但也是没有办法的选择，否则也得走东欧国家的路子。
我的体会是，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股改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成就，是和我们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我们当时对所能看到的改革开放转轨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经验教训的研究分不开的，也和我们对银行业早期面临的问题根源进行了详细分析，并结合我们自身经验选择了合理的策略、聚集了共同努力分不开。这些年的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同时，改革开放不是一劳永逸的，还有很多挑战。从目前来看，前面一个阶段做得不错，过去中国的大部分银行都是属于问题银行，处于“技术上破产”这么一个状况，但发展到现在，中国的多家银行已在全球排名前列。如果不能够继续以改革开放的精神来推动它不断前进，积累了问题不去解决，也很容易经过10年20年，又会出现大的问题，对此我们应该尽力避免。
在这次新书发布会上，我们既要回顾以往，同时也要互相勉励，勇敢面对现实。要有很强的自我批评精神，找出问题，同时也要勇敢地面对难题，这样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的发展，为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谢谢大家。
（本文系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股改史》新书发布会”上的致辞速记稿，未经领导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