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正一步步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在物理空间和网域空间内，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已逐渐对原有的经济金融系统进行重构。每逢新技术、新时代来临，都会为我们带来创新契机。建设数字中国不仅是为了满足短期目标，如新冠肺炎疫情下优化社会治理，更是为了寻找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同时，新经济离不开新金融，金融数字化改革与发展将有助于打通金融服务与实体部门的场景连接，更好地解决各行业的金融痛点问题，有效服务于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总体目标。
应对挑战需加快经济数字化转型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内外压力更加突出。从国际看，2020年各国经济不容乐观。据国际金融协会发布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出现1.5%的负增长，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将萎缩3.3%，其中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经济将分别萎缩2.8%、4.7%和2.6%，而巴西、俄罗斯、南非、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也将出现不同程度萎缩。
从国内看，过去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环境已经发生了逆转，人口红利弱化、资本积累效率下降都带来深远影响。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不仅在需求端，对供给端的影响也不容忽视。3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2月份工业生产、消费、投资、出口等经济指标出现明显回落，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0.5%。
应该说，即便没有疫情的冲击，全球经济也已经普遍面临增长动力的不足。事实上，我国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经济转型的必要性。早在2015年中央就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思路，而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提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归根结底，就是优化经济发展质量，促使新技术、新制度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
需要看到，中国经济的内在生命力仍然突出，虽然面临国内外、长短期的巨大挑战，但相信能够在下半年有望缓解经济衰退压力。无论是应对经济潜在增长率下行，还是短期需求波动，都需要更加重视推动数字化转型这一重大历史命题。
整体上看，历经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极具特色的“巨国模型”，经济与产业规模、市场结构与交易复杂性、经济主体的活跃度、产业链与分工模式的多样化在全球非常突出。但必须承认，现有经济运行效率、资源与收入分配的合理性还有大量不足之处，已经“崭露头角”的互联网经济，与许多传统部门和产业相比，似乎处于“两个世界”。就此而言，打造“数字中国”能够进一步弥补短板、激发“巨国经济体”的效率与潜力。
具体看，一是将会提升经济透明度与信息准确性，改善产业组织、社会分工、宏观运行，从而为新一轮市场化改革奠定要素基础；二是为了应对危机，公共部门需要进行合理扩张与财务修复，数字化则有助于提升财税政策的精准性；三是货币金融政策除了“提供弹药”和维持市场信心，更重要的是修复价格形成机制，这离不开对传导机制的数字化改良；四是企业部门需要摆脱危机并增加内在活力，自身数字化升级、对外产品与服务的数字化改造，都成为新的业绩增长点；五是内需重振也离不开新基建、新消费，这些都具有相同的“数字”机理和“智能”内核。
归根结底，数字化变革既包括进一步发展和优化新“数字经济”，也有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还有全面强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更有数字化的制度、规则、文化建设。当我国这样的“复杂经济体”拥抱数字化变革，相信最终能够“化危为机”。
解决痛点需推动金融数字化创新
推动金融数字化改革与创新，既是为了适应经济数字化带来的长期趋势性变化，也是为了应对短期疫情带来的挑战。从金融电子化、金融信息化、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到金融数字化，本质上是通过金融业的“基因优化”而全面改善金融服务能力和效率。从供给侧因素来看，技术快速迭代、市场竞争加剧、监管思路转变，共同推动金融数字化进程；而从需求侧因素看，当数字化引致产业与分工模式、企业与消费者偏好发生重大变化，与之相应的金融服务也必然需要求变。
当前，金融数字化转型正面临重要历史转折点，我们既要避免重蹈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覆辙，又需直面机遇和挑战，在2019年央行“金融科技三年规划”的引领下，推动金融科技创新的健康、持续发展。
就短期而言，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一定冲击，也对金融服务模式产生深远影响。综合来看，未来金融体系或许呈现三方面变革趋势：一是更重视数据优化与标准化，运用大数据方法以解决信息不对称，为数字化时代奠定高质量的新生产要素积累；二是金融业将进一步拥抱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推动产品与服务的线上化、移动化、智能化；三是无论在经济社会领域，还是金融领域，新技术都难以“单兵突进”，离不开制度规则的合理、透明、规范。
进一步聚焦金融业在“抗疫”过程中的数字化探索，可以看到既有顺应长期趋势的变革，也有过渡期的不成熟尝试，还有需理性看待、避免夸大的地方。一是“抗疫”促使非接触、零接触金融服务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尤其从金融机构供给和客户需求两端带来深远影响。在疫情影响下，原有对线上服务偏好较低的客户，如个人客户的中老年、部分高净值人群以及众多企业客户，都对数字化、非接触金融服务变得更加适应。二是针对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服务能力有所提升。据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数字信贷发展水平每增长1%，疫情对经营的冲击减少2.57%。随着越来越多的银行突破技术瓶颈，发展数字信贷，疫情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力有望降低。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中小微企业面临困境并非仅靠融资能够解决，金融科技在其中也“独木难支”，更需多方着力和政策配合。三是加强了金融服务供给的多渠道、多视角协同。过去金融机构纷纷着眼金融科技，但大量是“跑马圈地”和低效布局，不同部门、渠道缺乏协同。而在疫情的迫切压力下，面向客户的多元服务协同能力也经受了考验，促使金融机构真正实现转变。四是更重视B端的金融业务，尤其是基于供应链、贸易链、产业链的产融结合式创新。多数金融机构都努力运用大数据和新技术来缓解原有“短板”,并且积极进行平台模式的合作，寻找B端最佳场景。当然，也有一些“新瓶装旧酒”的现象，以供应链金融为例，有许多难点并非仅靠数字化、线上化就能解决。五是全新的风控压力。对许多线上业务与金融科技积累较少的银行来说，面临的风险更加复杂。而当金融机构试图服务那些数字化程度较低的传统行业时，金融科技也变得“束手束脚”。六是金融机构自身的“数字化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不是简单地开发线上产品，而是对金融机构战略管理、经营文化的全面革新，以及内部治理、组织架构、人才能力的再造。七是非融资性服务加快拥抱新技术，包括B端支付服务、风险管理、投资与财富管理等。
需注意的是，在疫情影响下，监管与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例如，银行可在有效防控风险、准确识别客户身份和开户意愿的前提下，探索综合运用远程视频、人脸识别、电子证照、企业信息联网核查和大数据分析等安全有效方式，通过电子渠道为单位办理开户、变更等账户业务。但疫情结束后，银行仍需及时联系客户补齐相关手续。虽然这些只是短期措施，但也是某种金融数字化的压力测试与监管沙箱尝试。疫情结束后，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相信会给金融科技带来更多创新试点空间。
金融数字化变革的重点与方向
推动金融数字化转型离不开众多要素支持，包括人才、技术、数据、场景、资本、产业、监管、政策、硬件、文化等。基于如下几个方面，可以更加系统地分析金融数字化的重点环节。
（一）金融行业主体的数字化。银行等金融机构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经济周期、产业周期、监管周期、银行周期、技术周期的冲击都迎面而来，既有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新复杂时代”的挑战。数字化转型不仅是为了发展，更是为了应对危机的生存。例如，截至2019年末，美国联邦存款保险体系下机构数量为5193家，其中商业银行4521家，储蓄机构662家，外资银行分行10家。而1985年最多时曾达到18000家。大量机构特别是中小机构经营失败、破产退出或兼并重组。在能够渡过周期冲击的机构里，拥抱信息化与数字化显然是一项重要举措，起码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效率、改善管理、降低成本、业务赋能。对于逐渐告别“黄金增长”的我国金融业来说，需从战略上高度重视数字化转型，从而直面残酷的市场规律冲击。
（二）金融功能与业务的数字化。众所周知，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包括支付清算、融通资金和股权细化、为在时空上实现经济资源转移提供渠道、风险管理、信息提供、解决激励等。从理论到实践，这些基本金融功能都受到数字化与金融科技的深刻影响。一方面，整个金融市场机制与结构的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这影响到金融市场参与者行为、交易模式、风险定价等；另一方面，可以运用数字化手段重点弥补现有金融体系的普惠金融服务能力不足，因为其根本原因在于相关业务成本高、效率低，这些完全可以通过数字化转型来缓解。
（三）金融合作模式与生态的数字化。数字化经济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互联互通，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本质上也是为了构建更加开放式的合作共赢生态，实现银行效率、效益、效果的全面改进和提升。一方面，探讨金融合作模式的开放性，本质是让开放式发展的金融，更好地与实体经济和数字化经济融合；另一方面，数字化经营特征、平台化特征、多向开放竞争等都冲击着金融机构和组织的边界，体现了开放式发展基本要素。由此，金融机构需高度重视自身的开放模式建设以及外部生态的优化，努力实现从开放银行到开放金融、从个体金融到平台金融的跨越。
（四）金融监管与金融安全的数字化。金融数字化演进也给金融安全带来更大挑战，与之相应的监管机制也需积极适应数字化。一是从常规来看，监管科技与合规科技愈发受到国际组织和各国监管部门重视，如英国FCA认为，监管科技指金融科技公司为金融机构提供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利用新技术更有效地解决监管合规问题，减少不断上升的合规费用。国际金融协会则认为，监管科技是更加有效和高效地解决监管与合规要求而使用的新技术。就我国来看，监管科技有助于解决监管现场能力不足、信息不对称等矛盾。同时中国特色的监管沙箱探索，也可以更好地把握创新与安全的平衡。二是重点与特殊领域的金融安全问题，例如，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在数字化时代也面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压力，开放环境下的国家金融安全、跨境监管协调等也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这些同样需要以“数字监管”来规制和适应数字金融。
（五）金融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数字化对金融产业链、金融组织的边界带来重构的可能性，由此衍生了大量新兴金融主体、金融业务分工模式等。与此相对应，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也必然受到多重影响。新形势下的金融体系要保持活力，既需要有交通工具（产品）和生产厂商（机构），更需要有四通八达的交通设施（道路、机场、港口等）。近期，央行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统筹监管金融基础设施工作方案》指出，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统筹监管重要金融基础设施，提高服务实体经济水平和防控金融风险能力。可以看到，未来金融资产登记托管系统、清算结算系统（包括中央对手方）、交易设施、交易报告库、重要支付系统、基础征信系统等典型金融设施及其运营机构，也需积极推动数字化“新基建”。
（六）技术市场设施的数字化。根据相关国际组织的界定，技术市场设施通常包括客户身份认证、多维数据归集处理等可以跨行业通用的基础技术支持，也包括分布式账户、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基础设施，此类业务多属于金融机构的业务外包范畴。因此，监管机构普遍将其纳入金融机构外包风险的监管范畴，适用相应的监管规则。金融机构要更好地运用新技术，同样需要在基础设施层面夯实基础、推动重大底层共性技术的创新、提高金融应用水平。当然，面对全新的国际环境，合理推动数字化技术设施的自主可控建设，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同时，数字化背景下的金融标准化建设也是重中之重。金融业务与产品标准化着眼于改善新技术在业务领域的应用效果，而技术标准化则是金融机构能够拥抱新技术与数字化的前提与保障。
（七）金融责任与文化的数字化。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也意味着需要改变僵化、缺乏社会责任的“公众认识偏颇”或“固有形象”。数字化时代的开放性，天然意味着彼此的责任与义务。在当前环境下，金融机构和金融家都遭遇了众多环境与舆论挑战，更需要积极发挥履行社会责任主体功能。同时，近年来，各类企业的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表现愈发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开始研究履行社会责任的理念、战略、方法，重视其经营活动在经济、社会、环境等维度产生的影响。这也是数字化时代重构金融机构文化的核心内容，因为文化是价值、信念和态度的体系，也是金融机构创新与发展、战略管理与定位的“精神基础”，金融文化如果缺失，有可能在数字化趋势下导致“技术向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