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的地位及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
1.银行业资产规模及增速情况
2015年，中、美、德、日银行业总资产分别达到29.91万亿美元、15.53万亿美元、8.42万亿美元和28.88万亿美元。相较于2008年金融危机时四国银行业总资产情况：中国8.98万亿美元、美国12.24万亿美元、德国11.7万亿美元和日本14.95万亿美元，七年来四国银行业总资产的年化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8.75%、3.46%、-4.59%和9.86%。中国银行业高达两位数的增长率显著领先美、德、日。
2.银行业总资产占金融业总资产比重
2015年，中、美、德、日银行业总资产占金融业总资产的比例分别是84.68%、17.37%、61%和27.08%，同比增幅分别是-0.94%、-0.2%、-3.12%和-1.14%。此外，对比2006年和2015年数据，2006年中、美、德、日银行业总资产占金融业总资产的比例分别是中国78%、美国18%、德国68.14%和日本38%。相较于2006年，2015年该比例数值中、美、德、日四国分别提升了6.68个百分点、-0.63个百分点、-7.14个百分点和-10.92个百分点，变动幅度四国分别达到8.5%、3.5%、10.47%和28.73%。上述变化反映出我国经过近十年的发展，银行业的经济投融资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资产规模与资产占比同步提升，间接融资地位更加稳固；美国银行业占比略有下降但降幅不大，直接融资依旧是美国企业获得投融资的主要手段；德国面临银行业资产占比与银行业资产规模同步双降局面，“金融脱媒”导致银行业在德国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有所动摇；日本的直接融资比例快速提升，非银金融机构快速发展，多元化金融特征开始显现。
3.银行业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比较过去十年四国银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①，发现：一是中国银行业在要素投入量提高中的贡献度明显高于美、德、日。众所周知，劳动和资本投入量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资本的增长依赖于储蓄的增长，因此，储蓄率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银行业对一国要素投入的高低。2004-2014年，中、美、德、日四国储蓄总量占GDP比重基本维持稳定，其中，中国常年维持50%左右高位，明显高于同期美国均值16.41%、德国均值25.25%和日本均值24.26%。
二是银行业产值增长对GDP的贡献度开始分化。由于各国对商业银行业增加值没有明确统计，因此采用金融业的数据来代替银行业数据进行分析已是行业惯例。2004-2015年，中、美、德、日四国金融业对经济总量增加的直接贡献度呈现分化态势，其中，中国显著提升，由2004年的4.1%上升至2015年的8.5%；德国持续下降，由2004年的5.05%降至2015年的3.92%；美日基本维持不变，十余年来，美国金融业的贡献度围绕7%上下波动，日本金融业的贡献度围绕6.46%上下波动。
4.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
除受本国经济增长、监管力度影响之外，各国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根据具体国情不尽相同。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是检验一国金融市场深度与发达程度的重要评判依据。分析2014年中、美、德、日四国上市公司总市值占本国GDP比重，美国是151.2%、日本是95.1%，两国占比较高折射出两国资本市场较发达，资金供应和资金需求相对融通，金融市场结构更趋合理。相反，中国上市公司总市值占本国GDP比重是58%、德国是44.9%，明显低于美、日数值，反映出中、德两国的资本市场为企业提供融资的能力偏弱，间接融资仍占主导地位，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与多元化程度均差于美国、日本。
四国银行业的典型特征
银行业是一个联系资金与实业的综合经济体系，其成长和发展不单依靠行业企业本身，同时还与其他行业的繁荣发展以及国家的经济增长、政策支持及社会内外部大环境密切相关，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发展银行业需要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在各自银行体系历史演化与发展变迁的基础上，确定切实合理的发展目标，构建适合本国国情的银行体系，从而实现银行业整体健康稳定发展。
1.我国银行体系的典型特征
一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银行体系发达，企业外部资金来源主要通过间接融资获得，银行在动员储蓄、配置资金和监督公司管理者的投资决策以及在提供风险管理手段上发挥主要作用。二是GDP高速增长的经济周期红利，为近年来我国银行业发展提供了客观基础，社会对信贷的强劲需求以及市场的激烈竞争加剧了银行业资产规模的快速扩张。三是为支持我国工业化发展，长期以来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多在重资产行业，导致了银行业重资产特征明显。四是银行业以净利差为主要收入，业务结构存在高投入、高盈利和高资本消耗的“三高”特征。五是国际化程度不高，加之分业监管的现实情况，银行业综合化发展有限。六是金融监管与金融管制力度较强，国有银行机构占比高，机构民营化和市场化程度偏低。
2.美国银行体系的典型特征
一是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银行机构及非银金融机构均相对发达，尽管美国采取的是分业经营模式，但银行对金融产品的创新能力较高，综合型金融产品促使银行业呈现混业发展趋势。二是为了保证银行经营的安全性，长久以来美国银行体系执行的是单一银行制度（即不允许银行跨州设立分支机构，同时商业银行也不能经营投资银行业务），但随着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推进，该制度受到了极大冲击。三是除拥有大资产规模的商业银行之外，美国银行体系内还有众多规模非常小的社区银行和储蓄机构。四是数字化、互联网化程度全球领先，Fintech（金融科技）成为银行业当前发展的新潮流。五是拥有商业化的存款保险制度，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建立稳定了金融秩序。六是作为银行监管主体的美联储体系不由联邦政府控制，而是以私有组织形式行使公共目的的私营银行体系，因此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具有很强的独立性。
3.德国银行体系的典型特征
一是融资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资本市场相对其他西欧国家并不发达，在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中，全能银行占主体地位，并配以专业性银行和特殊信贷机构为补充。二是德国银行业采用混业经营方式，向客户提供全方位、多样化的金融产品，提升了服务能力、盈利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三是尽管德国的银行机构可以在各金融领域开展业务，但银行盈利常年偏重于净利息收入。此外德国的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具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客户可通过商业银行申请获得政策性贷款，既提高了审批效率，又提升了业务的经济性。四是银行业的资产集中度不高，三家最大的商业银行占全国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仅为25%。五是一半左右的银行掌握在国家手中，政府对银行业的准入具有竞争性限制，且只有大型银行才被允许持有企业股。六是加入欧盟后，德意志银行（即德国央行）不再拥有独立货币政策便利，银行机构需同时接受德国央行和欧央行的双重监管。
4.日本银行体系的典型特征
一是间接金融长期占优势地位，但近十年来呈现快速下滑态势。二是银行体系是由民间金融机构与政府金融机构共同组成，公共金融占比高且地位突出；银行体系呈现多层次、专业化分工的明显特征，各类银行类金融机构分工明确，在业务范围上有严格的区分界限。三是执行主银行制度②，该制度允许银行与企业之间交叉持股，从而促成了企业从特定银行融资行为的提升，以及银、企、政三者之间关系密切。四是日本政府鼓励并支持境内银行业的集中垄断，鼓励银行间并购、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合并，允许开展混业经营；同时海外扩张明显，国际化发展的深度与广度相对较好。五是日本长期执行低利率政策，银行竞争由息差竞争转为一揽子综合服务竞争。六是日本的银行制度是在一个较短时期内通过政府直接推动以人为构造方式快速建立起来的，因此受政府管制、干预与保护较多。
四国银行业发展新趋势
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美大型银行遭遇重创，无力延续危机前的海外扩张步伐。同时，巴塞尔Ⅲ等监管规则的出台使得全球大型银行面临更为严格的监管环境，在更为严格的资本和流动性要求下，美国、德国的大型银行去杠杆趋势明显。与之相比，中日银行业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遭受的损失较小，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提升，日本银行业更是抓住机遇，开启了后危机时代的新国际化进程。
1.中国银行业向轻型化、数字化、综合化、国际化和集约化转型
一是在经营理念上，加快从“以产品为中心”的部门银行向“以客户为中心”的流程银行转型。二是在业务布局上，构建对公、零售和金融市场三驾马车新动力，着力向轻型银行转型。三是在渠道策略上，实施物理网点和网络金融并举。四是在竞争策略上，差异化分层竞争特征开始显现，大型银行在国际化和综合化方面占据优势，而中小银行开始注重细分市场上的专业化布局，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五是在管理方式上，积极构建专业化能力强、精细化水平高和扁平化组织架构的集约化发展新模式。
2.美国银行业进行战略调整，持续优化资产配置，降低杠杆率
一是调整全球资产配置，优化布局结构。美国本土是其金融业海啸的重灾区，面对国内市场的低迷，美国银行业不同程度地采取了扩张海外资产的策略，北美、欧洲、中东及非洲地区成为收入的主要来源，其中对新兴市场的配置开始提速。二是调整业务结构，凸显核心业务优势。次贷危机主要冲击了美国各大行的住房信贷及衍生业务领域，因此近年来美国银行业最大调整体现在个人业务领域，特别是住房按揭、信用卡和学生贷款的占比明显减少。三是降低杠杆率，注重轻资产业务发展。保持各业务条线和收入结构的相对均衡是美国银行业应对危机的主要策略，合理的资产配置策略促使美国银行业的利息收入与非息收入占比日趋均衡，盈利能力开始恢复，资产质量不断改善。四是在审慎的金融监管和严格风险管理机制下，美国银行业的行业经营重点转回传统的贷款与投资产品。五是美国银行业开始由分业经营转向混业经营，金融产品的创新力度不断加强。
3.德国银行业国际业务有所收缩，零售业务与互联网金融成为新发力点
一是受并购浪潮及业务归核化趋势影响，近年来德国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的数量呈现逐年下降态势，特别是海外银行分支机构数量持续减少。二是高度注重科学发展与技术革新。一方面，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组建了欧洲最大规模的两家在线网上经纪银行康索斯和康迪锐；另一方面，依托专业化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推进传统银行业的专业化、精细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三是加大力度构建零售业务体系，其中中小私人银行通过强强联合，实现零售业务的规模经济；而规模较大的银行如德意志银行则通过组建零售部门“德意志银行24”，实现零售业务线上线下的合二为一。四是在次贷危机中，德国全能银行模式避免了单一金融业务的集中度过高，在业务整体上起到了很好地平衡作用。五是德国银行业转为聚焦国内市场和本国企业，同时进一步优化全球布局，将业务更多集中到重点国家和地区。
4.日本银行业的海外扩张力度明显加强
一是尽管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已长达20余年，但银行业没有出现资金大幅外流和融资障碍等问题，伴随日元量化宽松的推进，日本银行业对内贷款利率进一步下降，对外信贷规模持续增加。二是受惠于日本银行业以存款为主导的融资结构的强稳定性，以及银行业拥有多年处置不良资产的经验，日本银行业不良债权比例没有受到此轮金融危机及国内经济形势恶化的影响，并于2010年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了扭亏为盈。三是长期以来日本银行业的收益率普遍不高，原因在于银行机构都将与客户建立长期信贷关系作为经营重点，且行业竞争激烈，这导致日本国内利差与国际利差相比处于一个极低水平。四是后危机时代，日本银行业海外扩张力度明显加强。截至2015年一季度，日本银行业国外债权余额达3.53万亿美元，规模超过美国，跃居全球第一名；在过去5年间，日本银行业国外债权余额增加1.12万亿美元，年化复合增长率为6.18%，增量和增长率仅次于美国，列全球第二名。
各国银行业竞争力的新格局
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持续重构，全球银行业版图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德国等发达市场仍占据全球银行业主体地位，但整体实力在衰减；新兴市场崛起，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地区日渐成为重要力量，全球银行业形成了美国、西欧和亚太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1.全球前十大银行榜单的变迁（见表1）
分析1970-2015年英国《银行家》杂志“全球1000家银行榜单”前十名的演变，可以发现，在1970年榜单中，美国共有7家银行入围前十强榜单；至1980年，德国、法国银行业完成复兴，占据了榜单半壁江山，美国银行业开始收缩；至1990年，由于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银行业异军突起，囊括了榜单中的6席，美国银行机构由于受到拉美债务危机的冲击，绝迹榜单前十；至2000年，由于美国经济借助信息技术再次腾飞，美国银行业重归榜单，日本银行业因经济泡沫破灭开始退潮，与此同时，中国银行首次跻身榜单前十强。进入2010年，榜单重回欧美两强格局，中国银行上榜位次继续上升，日本银行业被完全挤出榜单。在最新的2015年榜单上，中、美各占4席，德国及日本银行业分据0席和1席，中国成为了当前全球银行业的重要力量。综合上述情况，过去45年中，美国银行业呈现出U型走势，西欧银行业（含德国）在M型震荡中有所下行；日本银行业呈现出“倒U”型发展格局；中国银行业正在以“J”型形态蓄势起飞。
2.全球银行业竞争新格局的形成规律
（1）经济实力的变迁是影响各国银行业格局转变的决定性力量。经济是金融生长的土壤与基础，经济兴则银行兴，经济稳则银行稳。美国的“U”型、德国的“M”型、日本的“倒U”型以及中国的“J”型曲线，都与四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变迁基本相符。尤其是日本银行业“倒U”型的发展态势，更是体现了经济泡沫对一国银行业的健康可持续稳健经营产生的巨大冲击。
（2）秉承稳健的发展战略是实现商业银行基业长青的关键所在。过去的45年，没有任何一家银行能够由始到终地保留在榜单前十，凸显银行经营基业长青的不易及艰难。然而，分析榜单中的“常胜将军”，尽管各国银行机构的战略定位及业务模式迥异，但有一点却是共通的，那就是高度重视并坚持稳健发展。
（3）科学化的国际布局有助于实现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除中国外，美、德、日的银行业均选择了国际化发展模式。其中，德国与日本是迫于国内市场狭小，被迫开展海外扩张。美国银行业之所以走出“U”型曲线，一方面是受本国经济周期影响，另一方面也与20世纪70-80年代美国银行机构在拉美国家不当扩张进而深陷国际债务困境有关。由此可见，“走出去”对银行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但走出去也是双刃剑，找准国际化的发展方向、踏准发展节拍绝非易事，因此唯有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的国际化发展才能有助于银行业的稳定经营。
银行监管对比及趋势分析
银行业的发展与一国的政策支持、监管力度密切相关，是监管综合作用的结果，发挥监管的正面作用是提升一国银行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因此，从各国监管的体制架构与发展变迁（表2）入手分析，对比监管模式异同点，继而可发现全球银行监管发展的新趋势。
1.银行监管模式比较
（1）中国的监管模式：当前我国实行分业监管为主，同时兼顾微观监管与宏观审慎的统筹、资本监管和流动性监管的协同、银行监管“质”与“量”的同步提升，以及银行内部约束与外部监管的有机结合。同时，加强对影子银行、高风险金融机构的监管，探索功能型监管，打造纵横交错经纬交织的金融监管网，已成为我国银行监管机构未来发展的努力方向。
（2）美国的监管模式：当前执行的是分业监管与合作功能型监管并重的新型监管模式（分业监管+协同监管），监管主体呈现多头监管的伞形特征。
（3）德国的监管模式：当前实行的是混业监管模式（统一监管）。该模式下，监管的目标主要有两个：保护债权人利益和维护银行系统的稳定。
（4）日本的监管模式：实行的是与银行体系“二重结构”相适应的分业监管模式，监管主体呈现单层多头模式，各机构实行协同跨市场的功能型监管。
2.监管新趋势
（1）各国监管模式呈现出前瞻性、整体性与合规性的新趋势。后危机时代，为提升监管有效性、持续提高监管的质量与效率、降低监管成本，监管模式呈现新趋势：一是更具前瞻性的监管，即监管机构更加关注银行机构的商业模式与战略、公司治理、企业行为与文化。二是超越机构的监管，即监管机构更加关注专题问题和行业分析，监管模式聚焦宏观审慎监管以及监管方式呈现国际化和跨国化倾向。三是更具整体性的监管，即监管措施更具挑战性、侵入性和全面性，监管机构更加努力构建稳固的独立性以及问责机制。四是进一步完善监管流程的合规性，对监管质量进行及时评估，成为保障金融监管质量、提升监管效率的重要举措。
（2）持续降低银行体系的杠杆率，缓解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负外部性与风险传染性成为各国监管目标变革的新趋势。银行机构高负债与高杠杆经营特性决定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较高，风险传染性强。一旦部分银行机构发生破产倒闭，将会波及存款人、投资人，乃至企业及整个实体经济。因此，转变金融监管目标，努力降低个体机构风险向系统性风险演变，已成为各国监管目标的新趋势。
（3）持续优化资本监管：加强非理性人行为约束、开展逆周期资本监管，以及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督，成为各国监管制度革新的新趋势。后危机时代，各国银行监管机构分别强化资本监管体制，约束行为人的过度冒险，预防系统性风险的形成。一是采取构建自救机制（Bail-in）与生前遗嘱（Living Will）、限制甚至分拆大型银行机构的经营范围、筹建行为金融监管机构等措施，约束非理性人行为。二是采用相机抉择工具对持续变化的银行体系实施逆周期监管，积极向市场传达逆周期资本要求决策。三是针对“大而不倒”的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机构给出的改革思路包括：科学识别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增强对其的监管强度和有效性，提高其抵御风险和吸收损失的能力，以及加快建立有效的恢复和处置机制等。
（4）顺应银行业混业经营的新趋势，构建综合并表监管、协调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平衡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完善高风险金融机构的处置与退出，以及强化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成为各国监管职能改革的新趋势。一是统一银行、证券和保险类金融集团的监管标准，减少监管套利的空间。二是在新的监管立法中确立并实施功能型监管③，用统一的尺度来管理各类金融机构，提高监管效率的同时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三是加快构建宏观审慎监管组织架构，各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能由之前的针对个体银行机构的监管转为全局性监管，强化系统性风险监测，预防系统性的脆弱性。四是构建“三位一体”的高风险金融机构处置与退出机制安排，措施包括：及时识别和发现高风险个体银行机构，开展与风险等级相适应的处置手段，以及建立存款保护机制。五是科学准确地界定影子银行，强化对影子银行的监管。
（5）各国监管标准呈现理念再平衡的新趋势。后危机时代，重新设计监管标准与规则成为各国监管的重要任务。然而，新标准和新规则制定需要在简单性、操作性、复杂性、敏感性、一致性和可比性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同时各国监管机构还需在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计量方法之间探寻平衡点。
■注释
①商业银行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表现在三个层面，分别是：一是银行在要素投入量提高中的贡献度（一般考察储蓄率，以此测算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二是银行在要素生产率提高中的贡献度（一般是金融资产总额/GNP）；三是银行对经济总量增加的直接贡献度。本文对“贡献度”测评是基于第三个层面，即银行对经济总量增加的直接贡献，也就是银行业产值增长对GDP的贡献度。
②日本主银行制度是指：在主银行制度下，银行不是单纯作为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而是与作为其主银行的企业结成很深的、几乎成为一体的关系。同时，从全社会筹措资金的方法来看，实行主银行制的企业和银行采用“间接金融相对型”（即企业主要从特定的银行融资）的比重很高也是主银行制的重要特征之一。
③功能型监管是指在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内，由专业分工的管理专家和相应的管理程序对金融机构的不同业务进行监管。该接管模式克服了多个监管机构所造成的重复和交叉管理。
